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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光文
　　
　　从1968年7月8日从北京登上北行的列车开始，我们这一群远离家乡的中学生们，就真正体会到了北大荒知青，集体生活的紧张、艰辛与苦中之乐。特别是出到连队的一年，是在砖厂干活。那超强的体力付出，远远超出原来的想象。一个个小伙子都累的“屁滋滋”的。一早起来身子就像煮烂的面条一样粘在床板上，拉都拉不起来。到底是小青年年轻力壮，朝气蓬勃，我们这些刚来的城市新“兵”们，没有趴倒在劳累的工作面前，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切，和连的成年职工一起共同肩负起34团基建的重任。
　　撇开别的不谈，北大荒确实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知青们和老一辈的开拓者一样，脑子里装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下达的任务——接受、手中的任务——完成。没有这种坚定的意志，没有这种精神的代代传承，哪能有北大荒繁荣的今天呢。
　　远离大城市的知青们，面对北大荒新的生活，在艰苦中寻乐。从夏天到冬天，从春天到秋天，一切环境都和自己原来的城市不同。
　　我们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充满阳光与朝气蓬勃，对于新的世界充满浓厚的兴趣。
　　每十天一个休息日，爱干净的上海姐妹，忘记了头天劳累的酸痛，一大早就占据了辘轳井边的“阵地”，一桶一桶的打水，把布满泥痕的衣服冲洗的干干净净。
　　而我与逸平对夏季的野花、蘑菇，特别感兴趣。趁着星期日天气好，顺着连里正南的大道一直走到了十七连前面的河边。在大道的西面有大片的草地，高而茂密，各色野花，比比皆是。除了黄色的菊花外，我们采的最多的就是一指长的黄花菜了。真不是秃小子爱花，只不过听家里人说，这花能做菜，和木耳一样做个木须肉什么的挺好吃。多采一点晾干了寄回家去，也是对家里的一点心意，于是每人都足足的采了一大把。
　　不过，这个心愿没有完成。回去后紧接着下了一天的雨，晾在宿舍窗下的黄花受了潮，过了两天黄花菜长了毛。
　　逸平对蘑菇最有研究，据他说跟着他姥姥在江苏老家采过。窑厂东南有一片小树林，我们商量了一下，。休息那天，在小树林呆了半天。逸平是个专家，在每颗树根周围认真寻、细细的找。听他说这玩意差不多都长在树下，我就和他分道扬镳，一东一西围着树根扫荡。过了一会，总算采了一小兜。逸平过来了，看着兜里五花八门的蘑菇说“这样的都不能要，有毒就麻烦了”！随手拣出一朵杆细、伞平、顶芯带窝的说“只要这一种，它叫榛蘑，我吃过，采它保点险。”我过了一遍兜里的成果，榛蘑没剩几个。和闻兄出去真长见识，到底是专家啊！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印象是最深刻的。在北大荒生活的这些年里，工作和环境几经变换，有些已经模糊，有些却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过往的事情，就像文学小说中插入的精彩片段，读起来令人感到十分生动曲折，令人回味无穷。
　　如果这本描写十年历程小说的主人公是我，那它的第一章就是“我的炊事员经历”。
　　这是我在工程二连系列工作（炊事员、通讯员、教员、卫生员）的第一站。也是我和寿泉人生磨练的一站。因为这是从学生步入社会第一次尝试，因而对于这次磨练感触犹为深刻。

　　1968年7月，基建队还没有改为工程二连，能来到基建队非常高兴。因为它不仅离场部最近，还是响当当的工业连队。由于来了大批知青，食堂人手不够。我和寿泉闲空时就常到食堂帮厨。那时候，食堂炊事员只有腾国香、于秀兰、徐义德和朱桂枝四个人。生产班组干活累，一天三顿都要做正餐，炊事班确实忙不过来。于是食堂建议让我们俩进炊事班帮忙，连里同意后，我们接受了这个新任务。
　　第二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秀兰和腾国香告知要离开炊事班了。当下，六七十人等着吃饭，食堂工作一刻也不能停。徐义德和朱桂枝是老职工，最为辛苦。有了他们做表率，我们决心跟着连轴转——顶着雷上了。在家里，我们都是勤快的孩子，但最终只是帮手，在这里却要当大厨。
　　做饭这几个人手，即使起早班做早饭，也要忙到晚饭后才能下班。收拾活儿、发第二天早餐的面，就归上白班的两个人了。
　　那时候，真有点上战场的味道。做饭赶点儿、开饭赶点儿、自己吃饭赶点儿、睡觉起床也要赶点儿，体力的消耗可想而知，一直坚持了近一个月，最终我们真挺下来了。一个月后，正式成立工程二连，有了食堂炊事班的新编制，实施了早班白班夜班轮换制，由此我和寿泉踏踏实实的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北大荒工作生活将近十年，谈不上悔与不悔，那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左右的年代。重要的是经历过了。在乐观的人生态度陪伴下，磨练成坚韧成熟的一代人，以致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坚信：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挡住我们，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刘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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