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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光文
　　腊月二十九，离羊年的钟声越来越近了。
　　街市上渐渐有了“年”的气氛。马路两边高高的灯柱上，挂起了五连珠的大红灯笼。由西向东、长长的远远的，把一条街道装扮起来。超市的门口不断地有人推车出来，大包小包的购置年货。路口的旁边新建了两间简易板房，活动窗板上大大的写着“烟花炮竹专卖”。周围静静地，几乎没有人光顾，只在远处稀稀拉拉的听见微微的鞭炮声。不知是否离年太远，或是人的观念变了，把放爆竹比做烧钱，再也不用这种方式除岁。
　　 其实也不尽然，近年来，人们顺应环保，污染空气对人体有害的道理渐渐深入人心，用其他方式庆祝一下新春假日，求得一片清净，何乐而不为呢。
　　 回到家里，一片安静。除了居室门外新贴的春联，再没有一丝新的春意。看来放鞭炮能烘托过年气氛不无道理，想起小时候对于过年的奢望与期盼，其中不就有“放鞭炮”的吸引嘛。
　　 “那时候，我们怎样过年”。闲的没事，我闭上眼睛深深的回忆起来。
　　 如果从小时候算起，五六十年前过大年的情景仍能记忆犹新。就像大年庙会上的“拉洋片”，一张一张的说个没完。
　　 先说过年都上哪玩。一上庙会、二逛厂甸、三就是在家玩了。
　　 说起上庙会，那是上小学之前的事了，距今也得有六十年左右。大年的庙会让戏班撑着。一圈一圈的用大布围着，个体小戏班分别演着京剧、评戏、河北梆子，有的还夹杂着耍狮子的和练把式的。母亲是京剧戏迷，于是她每次来庙会总是拉着我往京剧圈里钻，我的京剧瘾也是从那时候粘上的。虽然才四五岁，就已经想当角演戏。大年初几，两个姐姐哄着我玩唱戏。我小时十分瘦小，小脸窄窄的。姐姐们给我化起妆来，方巾系在腰上做裙、小红帽上插个挂穗，扮个旦角什么的，还真那莫回事。站在两只椅子上当舞台，左摆右摆弄点怪姿势，惹得正做年菜的母亲止不住的笑。
　　 “过大年”逛厂甸，是春节最大的娱乐和享受。带我和小姐姐去厂甸，是个力气活。时间长、路途远，母亲不能胜任，每次都是父亲带我们去。妈妈过日子精细，爸爸是防疫站的干部。因此每次上厂甸都约法三章：一.不能随便买玩具，二.不卫生的吃的不买，于是上厂甸的意义差不多只是逛了。即便如此，爸爸每次都没让我们失望。“好吃的”除了诱人的“糖瓜”和“芝麻粘大糖葫芦”坚决不买（有糖稀的，没有外包装容易落土），炸灌肠（热的）让我们吃了个够，他只在一旁抽烟。小时候逛厂甸买的玩具至今清楚地记得：一副双轴空竹、一个小皮鼓、一个铁皮玩具炉子、一只玩具手风琴。对于我们姐弟俩已经很奢侈了，因为爸爸从来不愿意让我们失望而归。
　　 “过大年”最有意思的还是在家玩。可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没上学的时候，不会玩只会吃。即使放些花炮，也是爸爸放我们听。慢慢的长大了一些，玩的也多了，而过大年的时候玩得最多的还是放鞭炮。放鞭炮不能随心所欲，玩的是钱。一下放完了，家里不会再给买。于是把买来的小鞭炮拆开，分成十份，每天一份放完为止。
　　 那时放小鞭炮是最安全的，由于是民用，火药比例少爆炸力很弱。特别是三年灾害的那几年，鞭炮力量很差，有很多都是哑炮。这倒增加了许多玩的花样。将哑爆竹逐个拦腰半折用长香点燃，看它呲火旋转，名曰：“耗子拉屎’。把众多哑炮竹相对而放，用香点燃，看它们各自旋转相互喷火，名曰：“火牛阵”。如果是在雪后，院子里的残雪就是放炮竹的阵地了。几个小鞭炮拧在一起，点燃后放个小铁盒，几秒种后小铁盒成了土飞机。谁要有个麻雷子，就能躲在树后看放火箭了。每当这时候准能听见妈妈的叫声“回家吃饭啦”。
　　 这些过年的往事既令人怀念，又令人酸楚。“过大年”是孩子们一年的期盼，以前是、现在也是。不过意思大不相同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年是期盼平常得不到的物质与娱乐。计划经济下只有在年、节才享受到分配定额的物品如：鸡蛋、带鱼、花生、瓜子...。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那时候的过年情景如此记忆犹新了。
　　 现在的孩子们享受着绝对优越的物质条件，吃穿步行不在话下。过年攀比的是大额的压岁钱、高级消费品或假期的国外旅行。而缺乏的是社会锻炼和自理能力。中国的传统习俗，在这样的基础上延续会走歪的。在朦胧的回忆中，不可想象我们的孩子们今后将如何过年。我们的家长们，会如何弥补孩子们的缺欠呢？
　　 闲看优酷网时，见到一段新西兰华人筹办羊年春节晚会的广告片，制作的很精细，我下载了下来。想到百操大哥会在新西兰过春节，也必定成了海外华人之列了。届时一定会获得观赏新西兰春节晚会的殊荣。特此祝刘大哥新春快乐！
　　 老牛 马年腊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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