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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小俊
　　 前不久，获悉张隆斌去世了的噩耗,真是让人不敢相信。那么好的人，那么好的身体，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张隆斌，他是我的好兄长，好朋友。一时间，旧日张隆斌的音容笑貌和尘封的往事涌上心头，思绪万千，执意想要写出来以示纪念。
　　

爱脸红的“小张师傅”

　　 1968年，工程连的知青们，经过一百天窑厂的洗礼和考验，纷纷被分派到各个工作岗位。有学瓦工的，造砖烧窑的，制材锯木头的，而我、毛头、百操、长青、杨晓华、周佳则被分配到木工班，让我们六人学木匠。班长刘克兴师傅带着我们到木工车间后，一进门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张张硕大的工作案子和一堆堆摞的整整齐齐的木料。车间里干干净净，充满了松木的香味，地上一点刨花木屑也没有，后来才知道木工讲究干活脚下清，每天工作结束后必须收拾整理好工具，把所有的刨花木屑清扫干净。再后来，我也养成了这样的好习惯，几十年了，无论干什么活都是井井有条，工具杂物安放的整整齐齐。
　　 车间里的师傅们正在笑眯眯地等着我们，刘克兴师傅给我们一一介绍，每介绍一个我们都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师傅“。最后介绍到一个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小伙子时说：”他叫张隆斌”。我们齐声叫”张师傅“。没想到张隆斌白净的脸一下子通红了起来，连忙摇着手，忙不迭地说：”我可不是师傅，你们可别叫我师傅。“看见他腼腆慌乱的样子大家都笑了起来。张隆斌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上班时间较早，平时工作时又不怕吃苦，认真向师傅求教钻研技术，早就能独立操作了，而且技术精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早已经出徒，是师傅了。
　　 在学木匠的岁月里，我们时不时的拿着凿坏的窗扇边去求教于张隆斌，只要叫一声“张师傅”，他就脸红。时间长了老师傅们见他不好意思答应，叫他“张师傅”真是难为他了，同时班里还有其他姓张的师傅，为了好区别称呼，就提议说”你们叫张隆斌’小张师傅’吧“。于是乎，张隆斌被我们一致称呼”小张师傅“ 了。慢慢的小张师傅脸红的机会少了起来。
　　

一个鸡蛋

　　 我从开始到木工房学木匠，一直到与张隆斌、杨晓华各自返城离开北大荒，十几年中，除了探亲、外出开会极少时间不在一起，基本上都在一起劳作，相处时间极长。张隆斌这个人脾气特别好，为人善良低调，从不张扬，我们相处不久就无话不谈了。
　　 有一次，我们在团部附近施工，干活中间休息时张隆斌带我去他家玩。那时，他还没成家，与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团部马路边上的一溜低矮潮湿、歪歪扭扭的土坯干部宿舍里。只见门框变形进门得低着脑袋，进家一看，屋里和别的老职工家差不多，一个炕桌、几只箱子。墙面和屋顶因年头太久已经七扭八歪了，但满糊着报纸还算干净。我开始浏览他家墙上挂的照片，张隆斌他指着一个穿着解放军军官衣服的英俊男人说，这是他父亲。原来张爸爸很早就参加革命了，是部队的机要部门领导人。随着开发北大荒的部队来到858农场，随后又到虎林县公安局担任领导工作，平时很少回家。张妈妈身体不好，家里的活基本都是张隆斌干。怕吵着妈妈，他说话总是压低着声音。这时，只见张隆斌从一个罐子里拿出一个熟鸡蛋，递给我，“吃吧，我家鸡下的。”我接过这带着余温的鸡蛋，心里好激动啊。工程连不养鸡，常年见不着一个鸡蛋， 时间长了这鸡蛋是什么味都忘了。我立即剥去鸡蛋皮，一两口就吃了下去，真香啊。
　　 几十年了，现在说起这事儿让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吃个鸡蛋有什么稀奇的，现在鸡蛋有的是，想吃哪都能买到，吃的都不想吃了。可是当年真是没地买，我在北大荒，常常几年都吃不着一个鸡蛋。张隆斌当年给我的鸡蛋，那香味，几十年了我都忘不了。后来我在北京上班的机关单位每天供应二顿饭，早餐里有鸡蛋，许多人把鸡蛋黄甚至把整个鸡蛋都扔了，说是胆固醇太高，吃了不健康。我看见了真是心疼，老想把北大荒的故事说给他们听。
　　
　　

割麦子

　　 有一年，北大荒遇到涝灾，地里汪着水，平时力大无穷神气活现的收割机，一下地就陷在泥里动弹不得，于是乎，就有了“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神话。我们工程连的老少爷们和知青女生纷纷拿起小镰刀到农业连队去割麦子。这农业活看来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其实并不简单，一要技巧，二要体力，三要耐力。工程连的老职工还好点，他们过去在农村干过农活，这割麦子的活还算是凑合。苦就苦了我们这些工程连的知青，从小没干过农活，到兵团后一直是在搞基建，麦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冷不丁拿着镰刀撅着眼子战天斗地那吃得消。
　　 连里的拖拉机把大伙拉到地头就一溜烟地开走了。每人三陇麦子，割到地的那头再割返回来是三亩地，这是每人一天的工作量。中午饭送到地的那头，接你回家的拖拉机是地的这头。想吃饭，想回家，就得乖乖的干活。我挨着张隆斌，只见他囎囎地往前割起来，那麻利劲。大家都纷纷弯着腰割了起来，一会儿，腰就酸了，赶紧直起腰来活动活动，接着弯腰割，又酸了，再直一下，直腰的频率越来越快，腰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蹲着割，蹲的时间长了，腿又受不了了，就跪着割。手上磨出了水泡，一不小心镰刀又把”水袜子”鞋割破了。趁直腰的功夫，放眼往前看，那些能干的已快到地头了，望后看，多大数知青朋友还和我一样，用拳头敲着后腰，痛苦的咧着嘴。眼看快到中午了，前面的麦子仍然屹立不倒。割着割着发现我的三陇麦子变二陇了，抬头一看，原来是张隆斌在暗暗的帮我，我心里真感动，立马有了动力，腰疼也好点了。快割到地头时，送饭的牛车也到了，送饭的小子看见我们割麦子的狼狈相一边笑着一边喊：“饭来了。”我们这些没割到地头的知青只能咬着牙坚持，许多割到地头的爷们纷纷过来接一把。上午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吃饭了，送来的饭菜还不错，花卷，豆角炒肉片，这菜里肉还真挺多，大家纷纷围着大菜盆，使着用树枝棍做的“筷子”一口接一口地夹着吃着。吃了一会，我突然发现张隆斌怎么在边上很少夹菜，我催他快吃。大家饿极了，风卷残云两盆菜只剩油汪汪的菜汤了，大家都吃饱了，许多人打着饱嗝，张隆斌手里还捏着馒头，只见他端起菜盆就着菜汤吃花卷。我诧异了，顿时也明白了。这就是张隆斌。
　　

“红灯牌收音机”

　　 我在北大荒的时间，是整个中国人精神食量最匮乏的时代。刚去北大荒的时候农场没有电，后来虎林县每天只送很短时间的电，停电后，农场只能用自备发电机发电，那时长青已改行当电工管发电。我们每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只知道什么时间发工资，什么时间该找领导请假回家探亲了。没有电视，没有书籍，没人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有的知青回家带来了半导体收音机，晚上也只能听到9点钟，虎林无线电信号转播站，转播的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声音因为停电而结束。收音机里传来“嘎筏利特，莫斯科伐”的呼唤，你不敢继续听下去，也没有精神听下去，因为明天还要3点起床“献忠心”。再后来，电力的供应渐渐正常了，电压也正常了，不用把二根电线插在大罐头瓶里用水变压了。知青探亲回来后，从家带来的“红灯牌收音机”让所有的人眼睛一亮，那漂亮的造型，悦耳动听的音色，听新闻，听唱戏，让人向往，让人陶醉，让人可望不可及。于是乎，我们木工班的师傅纷纷回家努力做通媳妇的思想工作，挤出钱来，让知青小木匠回家探亲时带收音机回来。这一次，哥几个从几千里外的首都北京，付出了千辛万苦的磨难，一共背了8台“红灯牌收音机”回来。师傅们高兴地看着这一台台宝贝，想着赶紧抱回家。谁知道其中有一台出了毛病，收音机的刻度板玻璃裂了，这一下大家都傻了，这一定是路上碰的。过去商品包装不像现在那么好，怎么摔都没事。从北京回来路上要倒几次车，磕磕碰碰难免。现在问题是这台有残的收音机谁要？看见师傅们个个面有难色，张隆斌涨红着脸说：“这台我要吧”。其他师傅们见此情景纷纷说我要，张隆斌二话不说，把收音机装进纸箱抱着回家了。回家后挨没挨批评我就不知道了。事后我说他傻，他憨厚地说：“那些都是我师傅，我怎么能挑好的呢？别人辛辛苦苦帮我们从北京买回来，我们不能办对不起人的事。”
　　 人们常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行小善，人们往往不以为然，但”积沙能成塔，积腋能成裘“，积小善能使人豁达、开朗、崇高。
　　

自行车

　　 当年的北大荒什么都缺，出门基本靠腿，路上看见有汽车来了，想搭个车，漂亮姑娘有点希望，老少爷们基本不行，司机一踩油门，汽车屁股带着滚滚黄尘扬长而去，留给你的是无限惆怅。于是乎，自行车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宝贝，想买一辆真是难极了，有钱也没地买。谁承想，如今几乎家家都有了汽车，发展的速度真是太快了，想想真让人唏嘘。
　　张隆斌有一辆28 “孔雀牌”的自行车。他个子高，车座子升的好高，骑起来撅着屁股，上班下班蹬得飞快，极潇洒，特自豪。那时买自行车难，买自行车零件更难，“孔雀牌”自行车是山东出产的，车坏了，零件要等山东籍的师傅回家探亲买回来。于是，老师傅们便有了“借老婆，不借自行车“的豪言壮语。张隆斌的车是倒闸，许多人骑不惯，一上车就摔下来，加上车座子又高，个子小的人没法骑，所以很少有人借。但也有特例，毛头这小子个子高，骑车技术好能经常借来用用。
　　 78年，工程连的知青大批返城，我们走不了，眼巴巴的看别人回家了，实在让人郁闷。有一天，工间休息后开始干活，当时我和杨晓华在立刨上裁门扇玻璃檁子口，我在立刨上手送料，杨晓华在下手接料，刨的木料小，简陋的机器震动大，时间长了，一不留神，我的右手拇指被刨刃碰了，顿时手指少了一块，鲜血蹭的一下就出来了。幸亏当木匠年头多了，见过许多刨手的，有处理经验了，我立马用手攥住伤口的上部，血不流了。杨晓华见状脸都绿了，张隆斌赶紧过来说：快去医院。说着推起他那辆孔雀车，让我坐在后面，飞快地蹬起来，他一边蹬一边安慰我，我看着自己的烂手，真是伤在手上，疼在手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景象历历在目。
　　

原来你们也不是城里人

　　 男女知青一批一批的来到北大荒，原本寂寞的工程连一下子热闹起来，北京的、上海的、哈尔滨的、天津的，南腔北调，花红柳绿，目不暇接。木工房也来了许多师弟和师妹，和知青一起干活，工间休息时就有许多话题，山南海北一顿胡聊，有个房山知青经常说“我们北京怎么怎么的，你们不行。“刚开始，张隆斌听了不说什么，还觉得有点惭愧，谁让咱们是‘屯迷糊’，没见识呢？听长了，总觉得有点什么，回家一问媳妇，敢情房山是北京的郊区县，离北京城里好几十公里，比858农场去虎林还要远呢，真是吹牛不上税，蒙老杆子。以后再有人说起：我们北京怎么怎么的时候。张隆斌总是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房山是郊区县，少蒙我们。
　　

组织生活会

　　 早年间，人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共产党的会还真的很多，连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会。天一黑，哨一吹，生产队里开大会，一闹就是9、10点钟，连长说完了，指导员说，指导员说完了，副连长补充，副连长说完了，副指导员强调几点，尽是些车轱辘话。大家干了一天的活，累的要命，有几个人在听？会场灯光昏暗，不时从角落里传来香甜的呼噜声。 “别睡了！“领导的一声嚷嚷，惊醒了多少梦中之人。后来，咱也进步了，入了党，便又增加了一个党的组织生活会。这党的会每周都有，是必须要参加的，是党性观念高不高的具体表现。张隆斌、杨晓华比我进步的早，参加组织的会也比我早。弹指一挥间，张隆斌的俩个宝贝女儿长大了，会走路了，这一对如似白玉雕琢的小美女，活泼伶俐十分招人喜欢，谁见了都要逗逗她们。张隆斌和杨晓华每次组织会要参加，倆孩子又不能扔家里，每次开会都带着孩子，倆孩子从不会说话就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了。刚开会时她倆还乖乖的玩，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天晚了，孩子困的直个劲地哼唧，最后哭了起来，怎么哄也不行。指导员一看会开不了了，只好让杨晓华带孩子回家。几次下来，大家都说，以后开会杨晓华就不用来了，在家看孩子，张隆斌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几十年了，倆宝贝还记得当年参加党的会议情景吗，如果也入党了，党龄应该从1岁开始算起哦。
　　 四十多年过去了，“日觉双眸暗，年惊两鬓苍”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个个须发花白，脸生皱纹，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安居乐业，孙儿绕膝，宜享天伦之乐了，而你，吃苦受累的时候在，该享福的时候你却走了， 真叫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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